影片《共和国之旗》曾反复修改一直到进电影院前的最后一分钟。第一次大修改在混录双片之后，按献礼影片的要求，质量还有距离。剧组重新集合，赴上海补拍几场重头戏，接着转战北京，进行更为艰难的拍摄，同时，调整1949年政协会议讨论国旗设计方案的纪录片镜头，又使剧组忙于纪录片资料选择之中。第二次重大修改在北约集团悍然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之后，全体主创人员感到手中影片的分量骤然加重，结合国际国内形势对影片重新审视，突出“只有国家强大，国旗才更伟大，国旗的颜色才更鲜艳，人民才能安定幸福”的思想，经过三天三夜的修改，终于将影片结尾推上高潮。在影片上映前夕，有关领导对影片又提出多处修改意见。这使剧组面临资金、时间和技术的难题，又一次开始影片后期的制作，24小时拿出了修改方案，48小时全体主创人员重新集合，刚进家门即刻返身登上赴北京的行程，影片进入第三次重大修改。[1][1]

1949年7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发表了征集国旗、国歌、国徽的启事。当时曾联松33岁，是上海现代经济杂志社的编辑，看到启事即着手设计构思五星红旗的图案，应征投稿。新政协筹备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委员们的意见。在应征的2992幅国旗图案中，不乏朱德、郭沫若、吴玉章、艾青等名人的设计。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通过了红地五星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曾联松做梦都不会想到，新中国五星红旗的图案就诞生在他家的阁楼上，这样戏剧性的情节用两个大字写在高高飘扬的国旗上：民主。这个故事就是本片创作的起点。[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