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搜集 

影片在参考大量史料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创作，剧组特意去全世界的档案馆寻找不同的角度和史料，花费四年时间创作剧本，数易其稿。上海市委宣传部组织召集党史专家、上海史专家、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资深研究员等专业人士，与主创团队一同召开多次剧本论证专题会议，听取意见，结合最新党史研究成果，反复打磨人物性格，挖掘历史细节，力求让这段观众耳熟能详的史实在银幕上展现新意。[1][1] 

导演组还从日本警视厅档案中找到了日本特高科曾计划破坏“一大会议”的资料，还找到上海法租界工部局接到过对共产国际代表来到上海警戒的信息等鲜为人知的记载。基于此，影片引入了日本和欧洲视野，在史实基础上对代表们在一大会议前后化险为夷的过程进行了影视化表达。 [2][2]

剧本创作 

该片聚焦于1921年，用了大量生活细节塑造首批中国共产党人。该片首次以国际化视角来呈现这段热血历史，从欧洲开始进入故事，同时贯穿了一条完整的日本线。此外，该电影还将加入谍战和动作元素。 该片的故事将由三条线索平行推进：欧洲反共势力对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的监视；日本警方对来沪日本共产党员的追踪；国内来自五湖四海、背景迥异的代表汇聚上海参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风云变幻中，各种势力交错激荡。 演员选择 剧组制片人和导演选角时，以“形神兼备”为原则，外形和历史人物相似是最初考量。 

导演黄建新表示，1921年，13位中共一大代表的平均年龄是28岁，正处在风华正茂、青春无畏的年纪，而这次选角的标准就是“青春实力派”，有50余位优秀青年演员加盟该片。 [3][3]

拍摄过程 

2020年7月1日，该片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举办开机仪式。 主创团队勘景足迹遍布上海、全国乃至海外，在特别上海实地测绘了30余处相关历史旧址，并于上海车墩影视影视基地花费了三个月，一比一复刻了当时的一大会址、二大会址、《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和博文女校等实景，力争在大银幕上再现上世纪二十年代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地的城市文化风貌。[4][4]影片于11月5日杀青。[5][5]

为了还原细节，导演团队、美术团队花了近4年时间进行考据，在置景之前，制作团队又与导演团队围绕电影的“年代感”、“氛围感”多次讨论，从一砖一瓦开始，深化布景细节，“从无到有”地营造出电影需要的年代氛围。

《1921》剧组介绍，这正是上影制作团队的强项。比如，如何“旧而不脏”地进行“做旧”，这样的“上影手艺”是上影厂代代相传的经验，也是营造出“年代感”“氛围感”的关键一环。与历史建筑保护不同，剧组的高标准、严要求，并非完全“修旧如旧”。华建集团团队坦言，这是一次“跨界”的新挑战，如果没有上影资深的美术团队，很难建出这类“有年代感的新建筑”。美术、设计、工程、置景，不同团队之间反复沟通，使出了各种绝招。比如，在“一大会址”的外立面拼砖工程中，上影与华建的联合团队从长三角各地招募了近300名工匠，组成攻坚团队，大显神通。[6][6]

演员对角色的思考

为了演绎好陈独秀入狱的第一场戏，陈坤在进组前特意留了一个多礼拜的胡须，一改往日翩翩公子的形象。有一场戏是陈独秀与李大钊在狱中探讨中国未来的前途，演着演着，陈坤情不自禁地眼泛泪光，这段表演超出了黄建新的预期。在拍摄李大钊就义的一场戏前，李晨一夜未眠，第二天眼圈黑紫、面部浮肿，更加贴近人物赴死前的状态。[7][7]

继电影《古田军号》成功塑造毛泽东之后，王仁君再度挑战伟人的角色。在拍摄《古田军号》时，王仁君就把几乎所有毛主席的史料都翻遍了。最早当《1921》剧组给王仁君发去厚厚的书单时，王仁君便表示其中有70%的书自己都已经研读了好几遍。但黄建新对王仁君提出了一个新要求，希望他再复读这些史料时重点细看从1893年到1922年之间毛泽东的故事和思想，不要往后看。导演希望王仁君能够抛开演绎伟人的思想包袱，真正进入主席二十七八岁时青年人的状态。

于是，进组前两个月，王仁君从外在、内在两个层面入手，除减重塑型、练习韶山口音外，还反复重读了《毛泽东早期文稿》等大量珍贵史料，花了很多时间揣摩感受青年时代毛泽东的精神世界，力图“形神兼备”地塑造出一个心怀理想但仍在探索救国之路的热血青年。

对于此次出演，除了对角色内在精神世界的钻研揣摩，王仁君在外形、口音上也提前做足了准备。开拍前为了更贴近毛泽东年轻时的形象，王仁君特地减重，最终达到了五官和形体上与青年毛泽东的贴近，经常引得全组人感慨“太像了”。而口音方面，在做到张口就是正宗的湖南乡音外，王仁君为了片中仅有一句的俄语台词，特意去学习、苦练带有韶山口音的俄语，只为了能让观众从细节处自然地感知到：这就是那个从湖南韶山出来的“小伙子”。[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