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于晏分享拍戏心得

彭于晏先看了小说《侠隐》，见到姜文导演后他感觉非常“震撼”：“他跟我想象的不一样。一开始给你的感觉很“凶”，有距离。但是坐下来吃饭，他聊的东西很生活，他分享的东西是你很想听的，很有内容。听完以后，消化以后，这些故事和这些知识，对你做演员或做自己，都很重要。”彭于晏开拍前问导演有剧本吗，姜文说，有，但不想让他准备太多，到了现场”新鲜的”再准备。“所以我大概知道，这对我会是非常艰难的（挑战）。因为我得先准备台词、练口音。所以他就找了演我父亲的演员Andy，还有编剧，在每场戏拍摄之前排练。我和Andy第一次见面，也在导演的工作室。听到他的声音，我都不知道来了个外国人。不敢相信那么地道的北京话是他说的。”姜文常说我演员不要太高音，不要太鼻音。所以，读台词的时候，就要用他那种声音，像正常讲话的声音。

彭于晏说姜文导演在现场非常注重细节，“讲一个点，我都准备好要演了，发现我的衣服扣子不是很直溜，或者扣子大了一点点，得换成小一点的。导演就要求重做，就要等。还有军服口袋，好像是45度角还是35度角，服装组阿姨可能做得平了一点，多少衣服都要重做。我也是拍这个戏才知道，军帽一定要戴得‘前低后高’。他一定是知道很多这些细节，所以要调整。这让我觉得很震撼，原来他这么要求细节，所以我也开始改变，我也动手，大家一起调，快点把它做好。还有墙壁的颜色，他强调一定要“喇嘛红”。还有，要做当年老北京的老旧感，先做新的出来，再做旧，做旧以后再做旧。[1][1]

编剧李非阐述

《一步之遥》的剧本创作过程充满了挑战与反复，是姜文导演与李非编剧及孙悦等编剧团队紧密合作的结晶。姜文始终是《邪不压正》剧本的主心骨，他敲定剧本的骨架，而李非与孙悦负责填充血肉。不仅仅是编剧，整个剧组都在为这副骨架填充血肉，孙悦介绍，摄影指导谢征宇，从剧本策划初期就全程参与。姜文以其独特的创作理念和追求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对剧本质量要求极高，每一场戏都力求达到极致。在创作初期，编剧们面临巨大的压力，李非回忆道，为了寻找最佳的表达方式，他曾为一场戏撰写了近100稿，每一稿都尝试不同的处理手法：就像“蝴蝶效应”，每一次人物做出不同的选择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真正在摄影机拍摄下来之前，你总会觉得永远都有空间修改，永远有空间更好一点。”随着拍摄的推进，剧本也在不断地调整和完善中。姜文导演非常尊重编剧的意见，经常带他们进组，亲自参与每一处改动的讨论。这种高强度的创作环境要求编剧们随时准备熬夜改剧本。“我们写《邪不压正》的时候，姜老跟我说过一句，‘非老，咱们至少得让人看懂啊，看懂啊，别人说了我的电影只要能看懂就行。’最后的时候我们俩聊，我问‘你觉得能看懂吗？’他说‘嗨，能看懂多少算多少吧。’”[2][2]

录音师吴江阐述

吴江生在北京, 成长于学校大院, 他虽然没有老北京胡同里的生活经历, 但心中充斥着北京城的声音记忆——嗡嗡的鸽哨, 老北京特有的抑扬顿挫的叫卖声, 幽幽的布谷鸟啼鸣。这些记忆中的声音不仅属于他, 也是在北京城中有过生活经历的人的共同记忆。《邪不压正》中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声音被逐一展现, 勾画出老北京城的声音图谱。为最大程度地再现历史, 他们首先从北影厂资料库着手。资料库中, 老北京地域性的声音资料相当丰富, 其中记录了如:街头叫卖声、城市交通等声音信息。这些声音被录制在模拟带中, 后转录成为数字音频保存。转录后的声音因年代久远质量差, 底噪较大, 不能直接在影片中使用。其中一部分在经过降噪处理之后, 声音清晰度较高, 予以保留。同期拍摄中, 钟楼是虚拟的场景, 并没有录制相应的钟声, 只能依靠后期制作。为追求钟声的质感, 声音部门进行了不同的尝试。他们认为首先要找到和剧中相类似的、具有年代感的钟, 再把钟声收录下来, 最后经过后期制作加工、增加效果, 才能还原出钟声响彻北京城的真实景象。影片钟声最终由两部分内容组成, 一部分主要来自于北京大钟寺“永乐铜钟”的钟声资料。吴江说, 《邪不压正》追求声音质感的“帅”而非“猛烈”。瞬间猛烈的声音会让观众听得爽, 感到过瘾, 但一味追求猛烈, 只会让观众感到索然无味。吴江认为要做到动静对比, 恰到好处, 在安静中突出细节, 才是该片的宗旨。[3][3]

视效团队

来自好莱坞视觉特效巨头数字王国（Digital Domain）大中华区团队的近百位艺术家为电影打造了476个镜头，同时包揽全片调色环节，涉及绝大多数高光时刻。包括复原真实的老北平风貌，替换及延伸城中各个四合院的屋顶，描绘李天然和师兄朱潜龙飞檐走壁的过程，以及“建造”那座上映前刷满存在感的金门大桥等。创意总监周逸夫称，姜文导演在拍摄《邪不压正》期间，反复强调“讲究才是根本，根本还真讲究”。数字王国近百位艺术家在兼顾镜头美学的前提下，实现了他期待中的视觉表达。为了拍摄彭于晏在房顶上跑动的片段涉及大量“北平城”的环境镜头，艺术家们综合史料，还原出了全世界仅此一张的、比例精准的、信息完备的北平城地图，为《邪不压正》里的北平称搭建了6000栋房屋；“栽种”了超过12,000棵树木；搜集了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城照片多达一万张。他们成立了自己的历史考据小组，除了研究地标性建筑物的形态细节，还需要根据已知建筑物的高度，等比测算出未知的建筑物高度信息。这些考据工程量十分浩大，但作为讲究的根本不能被怠慢。最终考据工作几乎花掉了小组成员三个月的时间。[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