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编

曹保平称，原著小说中有个因素吸引了他。一是小说背后“有一些形而上的或者说让我有欲望想要表达的东西存在”；二是“这部小说囊括了剧情片该有的以及我的电影里想有的那种人物的极致状态和激烈的、强情节的架构”。最早曹保平想完全从房东卓生的窥视角度写和三个杀人犯生活在同一空间下的故事，后来就放弃了，回到原小说最正常的叙事形态。“大多数有关赎罪的电影其实都是以一个向上向善的角度和态度去表达。我现在这个故事里想稍微反着做一点，做出一点区别，来讲一个关于赎罪却‘罪不可恕’的概念。”原著小说中，郭涛饰演的角色为第一主角，而段奕宏饰演的警察只是充当串连剧情的线索人物而已。但是电影版对角色的比重进行了调整。且影片最后的反转和原著相比也是有较大改动，原小说中他们三个人就是杀人犯，而电影中增加了第四个人作为真凶。[1][1]

导演自述

曹保平：“对于影片我都是从人物入手，然后故事基本都架构在一个极致的、失常的状态下，所以每一个故事基本上都是人物被抛离出惯性轨道时间段内的状态。我们生活中95% 的时间都是在一个惯性的状态里，但每个人都会遇到抛离惯性轨道的时候，简单说就是‘出大事了’，人的一生总会遇到那么‘几次大事’。我感兴趣的是这种抛离正常轨道之后人的状态，因为这更容易表现出人的复杂性，包括人性中亮的一面和暗的一面。而平时不是不呈现，但可能很慢，甚至需要一辈子时间。”[2][2]

演员表演

《烈日灼心》在厦门拍摄期间，邓超几乎与外界零交流，甚至都不跟剧组演员打交道，让自己沉浸在辛小丰的世界中。别的演员拍完戏换上便装休息了，而邓超除了睡觉，几乎没有脱下过自己那身协警服，有时他直接穿着制服去吃火锅，让店家误以为出事。拍摄结束之后，邓超更是自曝朋友们都觉得“我特别可怕，一年不见，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有着“戏疯子”称号的邓超，一直以来就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既能出演传统正剧，面对先锋喜剧更是拿捏到位，但谈及《烈日灼心》这部电影，邓超直言，此次拍摄和他之前的任何一部电影都有巨大的不同，“某些方面上的尺度，大到你无法想象。”而此次曝光的剧照中，我们看到邓超脸上平添了几分沧桑，而脸上的一道疤痕也成为辛小丰最突出的角色特点之一，邓超再次回归方法派这个话题，“辛小丰就是一个不要命的人，我完全沉浸在他的世界中，这些伤口和疤都是这个角色对身体上的要求”。据传，邓超多次在片场崩溃，失声痛哭，为辛小丰身世经历感叹，有时在片场还会产生错觉。因为过度压抑，他甚至两次在现场晕了过去，有时在片场情绪失控还“大骂”导演。[3][3]

特殊场景

拍摄水下戏时，现场地下水道的水又臭又脏，水面漂着一层焦黄色的漂浮物，而邓超必须在水下完成一系列动作，而且整个水下戏的拍摄时间以天计算，一下去就是一天。邓超恐水，他不会踩水，也不会吐气。拍水下戏时，水的深度有两到三米，超过了耳膜能承受的极限。又不能让他们戴呼吸机，在那个深度，氧气瞬间就没有了。水底什么都看不见，导致邓超拍完后有轻微幽闭症。拍摄注射死刑的那场戏非常辛苦，演这场死刑戏邓超决定用真的注射的方式，体验液体流进血液产生死亡的感觉。在注射的时候找的不是专业的医生，刚开始扎了几次全都扎偏。曹保平表示死刑戏本来拍的是三分五十秒的长镜头，从注射到最后断气的每一个细节。但由于这个劲道太大，所以最后做了妥协，剪掉了一点。[4][4]最后楼顶那场戏也是商业片追求的效果，拍摄也富挑战性，摄制组先选了两个真实的楼，中间有一个连接的廊桥，然后依据那两个真实的比例，用1:1的材质做了一个局部，搭了两个楼的立面和中间那个廊桥，15米高。拍完以后数码合成到大楼的影像上。[2][2]

摄影创作

摄影指导罗攀：“曹导的影片给了我一个空间去尝试比较艺术的表达。我在电影学院读书的时候，老师告诉我摄影的四大元素：运动、构图、光线、镜头，没有教我演员跟摄影的关系。但是《烈日灼心》的拍摄给我一个很强的感觉，当这四个元素已经是掌中之物的时候我们该怎样去利用它们，演员的表演能够给我这种灵感。我举三个例子，首先是段奕宏。影片上映之后，我的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把段奕宏拍得这么好？其实段奕宏去厦门体验生活的时候我也跟着去了，他在观察警察的生活,我们是在观察他，而他并不知道。当时有一个农民工跳楼的案子，警察处理时段奕宏也跟着去了，我突然发现他的眼睛里有泪光。一瞬间我就知道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且也知道了怎么去拍他,这完全是一种下意识的东西。第二就是邓超，在拍这部电影之前我完全不认识他，唯一的印象来自于《集结号》里很帅的一名军官。当邓超坐在镜头前时，我只能告诉自己要和他尽快建立信任关系。然后在接下来的聊天中发现他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他是一个非常开朗的人，却演了这么一个压抑的人物。在他散乱的眼神中我找到了拍摄的感觉。其实，很多画面如何去拍找不到理性的依据，仅仅是演员的表演带给我的刺激。”[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