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改编

本篇改编自巴金的同名小说，为了更好地拍摄《寒夜》，导演阙文特意去医院拜访过巴金两次。1982年12月12日下午，阙文与北影当时主管创作的副厂长武兆堤、《寒夜》的责任编辑王陶瑞到华东医院拜访巴金，巴金谈到，“电影改编是再创作。改编者有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和处理。就按照自己的想法改变嘛，我不干涉”。1983年3月26日下午，阙文带着主演再次看望巴金，巴金在这次谈话中对《寒夜》的创作意图以及汪文宣、曾树生的形象作了细致讲解。电影上映后，巴金看过表示：“ 我觉得主要的大概意思导演还是理解，几个演员也表达出来了。就是有一点，因为电影时间不能太长，所以小的地方，我觉得缺少一点婆婆和媳妇和解的镜头。据说拍了好些，后来篇幅不够，删掉了，一些和解的地方都删掉了。他们两个主要是生活越困难，人的脾气越大，所以他们情绪不好就吵架，生活不好也有关系。”[1][1]

演员表演

许还山这样认识汪文宣这个角色：“坦白地说，从我念初中时第一次读到巴金的长篇小说《寒夜》，到我拍摄《寒夜》的三十年中，我从没有唤起一点一滴对汪文宣的爱。我在自己坎坷历程中形成的对人生、对命运、对美的认识，以及作为一个男人的自尊，都不可能产生对汪文宣的爱。汪文宣是个地道的可怜虫。诚、善、忍、弱是汪文宣性格的核心。我是通过对性格核心的理性分析，对汪文宜产生了强烈的同情和怜悯。汪文宣的命运悲剧是旧时代的必然产物，这个悲剧命运压得我透不过气来，使我产生巨大的愤懑。这也是我要在银幕上塑造汪文宣的情感基础，此其一。第二，我要请观众通过银幕进行一次‘时代的反思’，看看我们的父辈所经历过的艰辛痛楚，亲自体验一下在旧社会底层中挣扎苟活的小人物的生活，与今天昂扬奋发的生活现实，形成一种痛苦黑暗和幸福光明的对比。第三，从表演艺术的探索出发，我要通过塑造一个在性格、气质、体魄、形态多方面都和我本人条件迴然不同的形象，在探求性格化表演的总目标中进行一次‘远距离投射’。”

谈及具体的表演方法，许还山说：“汪文宜的性格气质内向，多思多感；外部形态文静萎缩、动作幅度很小，时刻处在一种防人的自然状态。但是他又没有一点自护的能力，生活中任何一点波折，都会使他苦不堪言。我尽力用角色的眼神来表演他是一个真正的弱者。我力避角色用犀利的眼光去看周围的世界，在他的目光中，更多的是善良、顺服、忧郁、乞求。而第二层目光中则是闪耀着男人可怜的自和对光明、对爱情的渴望。在书局、街上，我更多用了后者。在家里，在妻子树生面前，我则多用前者。而在三场咖啡馆里的戏，我还注入哀怜和无望的目光。在诸多眼神的运用中，我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必须抑制，这也是当代电影表演艺术十分注目的表现方法。电影表演是抑制多于表现，准确抑制的本身就是最精彩的表现。”[2][2]

巨制场面

巴金曾说：“我写《寒夜》是控诉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那个一天天腐烂下去的使善良人受苦的制度。”因此，本片的特点是朴素、灰暗的，没有很多漂亮精美的面面。但为了不使影片过于沉闷，摄制组花了很大力气来拍“抗战胜利——最后的希望”一场戏。参加这场戏的群众有好几千人，其中有民兵二、三千人，重庆市文艺团体演员几百人，还有人民警察和公安学校全体学生等。“爆竹阵阵，锣鼓声声，人山人海，呈现出一片欢乐景象”，这是当年群众欢呼抗战胜利的场面之再现，它正如巴金在《<寒夜>后记》里所说，“这是光明的呼声，它会把白昼给我们唤醒。漫漫的长夜逼近它的终点了”。这场戏的场面相当大，制作费用去了四万元。导演阙文说：“花这样多钱拍一场戏，在北影厂是近年来少有的。”[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