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彭小莲阐述

我第一部影片《我和我的同学们》(1986)就是在上海拍的，当时写的是青岛的一个中学发生的故事，是一部儿童片。我的美术就说，为什么要去青岛拍？上海不是很有意思？制片一听就兴奋了，说太有道理了！因为制片都是要考虑预算的，不出上海我们可以节约很多钱。我记得那部戏是34万人民币拍的，当时在厂里也是预算最低的一部戏。影片得了那一年金鸡奖的最佳儿童片。记得厂里打电话通知我获奖了，我说不可能的。最后厂里让我去北京领奖，我说我不去，那时我正在写一个剧本。那个年代，你不要出去找钱，你需要做的就是赶紧闷头想下面的戏。厂长火了，说，“你不要这个鬼样子，老是搞得很不合群的，这是任务，必须去。”我一看厂长火了，我怕下面的剧本不通过，于是赶紧跟去了。

我对得奖很在乎，不管什么奖，大奖小奖，都在乎！因为得奖以后，你会有更多的机会；但是我对这些场面上的事情，又没有兴趣。我看见人多，脑袋就大！所以，我几乎不接受媒体的采访，我也不喜欢跟着电影路演，现在没有办法了，票房难做，这次《请你记住我》，发行方做点映的时候，安排我跟观众见面，我每次都到场。有了物料，我自己在微信上也到处转发。真的会有一种很尴尬的感觉，我是导演，自己就从摄影机的背后，跑到摄影机前面来了？这是导演吗？不能多想，出来就出来吧！《我和我的同学们》当年卖了180个拷贝。那时候一个拷贝，中影就付给厂里70万人民币啊，87年的事情！所以我一直说，上影厂的职工大楼里，有我们摄制组的一份贡献![1][1]

无名编剧谢友纯

谢友纯是我们上影文学部的老编辑，他1960年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就分配到当时的天马电影制片厂文学部工作了，要比我早进天马厂三年。我是在1970年代末才转行到上影文学部当编辑与他同事的，从干编辑这一行来说，他的资历要比我深20年，该是我的老师辈了。我和他以及后来成为他爱人的杨兰如，同住在天马厂的集体宿舍内好几年。他来自安徽农村，从华东政法学院毕业的杨兰如来自江苏启东，我的老家在上海的郊具，彼此都属“乡下人”，尽管性格各异,却由于处世的态度大致相同，所以一直平等友好地相处着，他们把我当成小弟，我把他们看作大哥大姐。他们成家于“文革”中，都已年过三十岁了，两人性格差异很大，兰如大姐心直口快，友纯兄却显得比较沉闷。到电影厂来转行从事导演的兰如大姐又肩负着组织的期望，来“掺沙子”改造电影厂的。我到现在还都不明白，她是如何会爱上出身不好的友纯兄的?不过，我还是认为她爱对了，友纯兄一辈子都忠于他的事业和家庭。不知怎的，我在友纯兄编剧的《我和我的同学们》这部影片的主人公布兰身上，似乎看到了兰如姐中学时代的影子。

我如今都不清楚有关他编辑业绩的情况，包括如何写出《我和我的同学们》这个好剧本的。只是一直为他高兴，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他也能与大家一样，放开一搏了!可他的处世仍然是随遇而安，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哪怕在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后，仍然安于默默无闻。我们电影厂文学部从事剧本编辑这一行的人，从来都明白自己是在“为他人作嫁衣”，所以扶植成功一个剧本了，“做成一件嫁衣”了，常不再把它放在心里、挂在嘴上。我连自己为哪些影片做过编辑都说不清楚，更不要说友纯兄的编辑业绩了。他比我更看得明白，生前不留下任何有关材料，所以，鸣晓在父亲去世后，查了网上有关父亲的资料，只是一些“碎片”，连《上海电影志》在记载上海每年出产的故事影片时，也只有编剧、导演、制片、摄影、美术、录音、作曲和主要演员的名录，而从未提及编辑。鸣晓哪能查得到有关他父亲的材料呢?好在比友纯兄大五岁的黄进捷有良心，在他送别谢友纯时，哭喊着说出了“你是我的第二位老师，为我做责编，精心扶植成了我的几个电影剧本，只有我知道，你为我花出了多大的心血……”友纯兄在天马、上影文学部当了三十多年的编辑，一直在全心全意地扶植作者，以此来支持文学部几任领导的工作。他从来都与世无争，把名利看得很淡，是文学部公认的好编辑、大好人。我尊重他的意愿，不再去查列他所担任编辑的几十部电影的名目。据我所知，他一生只独立创作了《我和我的同学们》这一部电影剧本，一不小心得了那么多奖，我想也可证明，他不是没有编剧能力，只是一直在忠于他的编辑工作而已。[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