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阐述

尹丽川：三月初我在中山公园，看到上百名老人围成一圈窃窃私语，为儿女征婚时，我感到了好故事的开始。他们中间，聊出些眉目的，就坐到周边的长椅上细谈，像一对老友，或黄昏恋人，他们眼前是一面静静的湖。我选择一对父女，作为主人公，因为父亲，是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从崇拜，到反抗，到伤害，到对持，到和解，到学会爱……所有亲情的故事，创作者必然会放进亲身体验，前提是不能滥用，过于自恋。我曾用两年时间，试图写自己的父亲，现在，我感到可以用《公园》完成这个心愿。《公园》里的父亲，既与我们的父亲，有不同的往事和心事，又具有中国父亲的共性，总一厢情愿为子女着想，替他们打算，无论人生大事，还是生活细节——至今我的父亲，仍是把剩菜拨进自己碗里。民间说，父母是儿女的冤家，前世欠的债，中国的文化传统中，这“冤家”的感觉被发扬到极致。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父辈，年轻时颇多无奈坎坷，更把希望寄托于子女，这就是伤害的根源——但伤害，是一种西方的坚硬的说法，我以为中国的家庭对抗是不同的，是一种冤家的感觉：这是《公园》第一重要的层面。

我现在，还不能完全站在父亲的角度，去看人世，我还没那么广阔的胸怀，我想包括整个剧组的人，也和我一样，更多的感想是为人子女的感想，所以在故事中，还是忍不住抒发一些积攒多年的怨气，对父亲的不满，但更多的会是体谅与妥协——甚至仅仅因为，父亲们老了。老，是《公园》另一重要层面。那些在公园为子女相亲的父母们，首先是他们的老，打动了我。一个人老了，必然会面临人生最根本的问题：此生究竟有何意义？而每个老人，脸上都写着过去，每个老人都是一个漫长的故事。我们习惯说，城市是年轻人的，但在《公园》的结尾处，有场重要的戏，小君慨叹自己也老了——老，不仅是年纪，也是一种心境，是社会问题，更是个人问题，老年化社会就在不远处。《公园》里的父亲，得知自己有生命之忧，遂使出最后气力，为女儿奔忙，这使得他的行为，在“相亲”这一颇具喜剧性的场景中，显示出悲剧色彩。这种欢喜悲哀交融的感觉，是我希望在电影里达到的。

《公园》的故事，足够戏剧化，足够通俗，简言之，具有通俗剧的质地，而我们如果能够，将冤家的亲和怨，将老之将至的苍凉，和老人的尊严，以及人生欢喜悲哀交融的感觉，用影像表现出来，那么《公园》，也许就可以在故事之上，表达出诗意和寓言性。最终，小君有所选择，留在生病的父亲身边照顾他，这选择十分自然，我以为，我和大多数我身边的人都会这么做。亲人一旦需要，我们都会守在身旁，因为祖辈的血液，已经流进我们的身体。“冤家”会继续，即便有再多对抗，总比冷漠的家庭关系好。人生如此孤独，往往在为别人思量时，反而有所依托，高父对小君如此，小君也会对父亲如此——因为这世上，人与人最亲的关系，就是相依为命，至少在此部影片中，我们无法去谈“大爱”，那就把“小爱”说到深处。

演员表演

本片是演员李佳第一次回家乡云南拍戏，她饰演的是昆明某电视台的记者，她非常喜欢这个角色[1][1]李佳透露尹丽川导演“想要的极其生活，要我演自己，没有所谓的塑造，没有声嘶力竭。她让我放弃了表演，完全是在生活，不是在表演，这对演员是种灾难。我也放任自己去体会了一把。”对于一个演技卓越的演员来说完全不用表演，而只是去“生活”，这也许比任何表演都更有挑战。从观众的一片赞誉来看，李佳的表演无疑是成功的，她在《公园》里的表演被《北京晚报》形容为“清爽、细腻”，她对人物的把握恰到好处，将人物的情感在“生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个年近三十的都市女孩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在李佳的演绎之下活灵活现，很多观众在观看电影时都有同感，似乎在李佳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2][2]

拍摄制作

据尹丽川导演透露，《公园》的拍摄仅用了29天，从2006年3月份开始创作剧本，7月份开拍，8月份就拍完了，是一部小成本电影。全部场景都在昆明拍摄，其中昆明翠湖公园是主要场景。影片剧情前半部分有很多冲突，后来还是温情流露。导演坦言，她想要表达的就是“相依为命”，每次当有观众观看影片时说这个地方像我爸爸，那个地方像我爸爸，都让而她特别感动。她觉得再多的冲突，再多的价值观不同，都不能跟本能的亲情相抗衡。[3][3]本片是“云南影响”新电影系列之一，“云南影响” 以云南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为基础，聚集10位来自大陆、香港、台湾的优秀的年轻女性导演，于2006~2007年期间，在云南10个不同地点拍摄完成10部不同风格、标准长度的类型电影。这是首次由10位新锐女性导演参与的电影项目，也是国际上首次把女性导演作为一个群体推出的电影品牌。该项目的实施是中国电影产业化的一次全新尝试，项目立意探索民族电影产业发展新模式，有望打造中国自己的民族电影品牌。[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