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刘婷谈创作

《真心》的创作对我来说是一次特殊的体验，我没有机会采访吴登云医生本人，仅有的素材便是摆在面前的一堆带有刺鼻墨香的铅字。透过铅字我无法直接感受吴登云医生的音容笑貌，更无法直接体验那种透着呼吸的生活质感，这对创作者来说是莫大的缺憾，但并不是创作者无法逾越的障碍，试想世上又有几位描写战争的大师一定要经历战争，描写死亡的就一定要经历死亡呢。对于艺术创作而言，最重要的不是经历而是体验，不是你拥有了多少生活，而是你对生活的理解是否独特和深入。

于是，我开始在文字中寻找能够感染我的东西，试图找到那个可以使得整个作品气脉相通的灵魂。从现有的文字材料中，我详细了解了吴登云医生的主要事迹，如无数次的为病人输血、植皮、建设医院，女儿因公殉职等。这些事情的确很感人，但都比较表面和具体化，吴登云的形象仍然无法在我心中立体起来，变成一个可以书写的情感生动的艺术想象。

我不得不无数次地阅读大量有关吴登云的文字资料，可幸的是，在众多的文字中，有两点突然在我眼前凸显出来：吴登云的女儿为了护送一个伤员路遇车祸以身殉职，吴登云每每谈到女儿时眼睛总是红红的，一红就是好几天，不愿多说些什么，当人们问他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时，他总是非常平淡地说“能够救人一命，比什么都幸福”。看到这些，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了，好像有什么东西堵在嗓子里上不来下不去。吴登云的形象渐渐在我眼前清晰起来：一个极其普通但却具有伟大人性的边疆医生；一个也会因女儿离去而痛苦，因植皮而疼痛的普通医生；一个没有任何豪言壮语，朴素地信奉着“能够救人一命，比什么都幸福”的普通医生。

叙事的形式

为了克服这种主旋律影片惯有的叙事错位，我决定在《真心》的创作中反其道而行，人物的外在行为只不过是我叙事的依托，而深层流淌不息的情绪情感才是我真正要给予观众的东西，我要让观众在与影片的情感交融中去感受吴登云形象的平凡与崇高。

所以，在影片中我写了吴登云妻子的离去，吴登云与父亲的父子之情，吴登云女儿的牺牲，而不去着意刻画吴登云的种种事迹，让观众完全沉浸在常人常理之中。被影片情绪感染的观众自然会思索吴登云为什么接连遭受儿不能尽孝、夫不能尽情、父不能尽责的种种生活痛楚呢，其原因已经不明自宣，因为他离不开他的工作，因为他离不开需要他救治的老百姓，因为他离不开新疆乌恰。在合乎情理而又不事张扬的叙事之中，吴登云真实可信而又感人至深的形象自然而然地凸显出来，既达到影片弘扬吴登云奉献精神的目的，又不失之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

《真心》是我对主旋律题材影片创作的首次尝试，它在叙事技巧、结构设计、时空安排等方面均采取了一种非常朴实的手法，因为该题材本身的规定性已经相当程度地限制了那种充满奇巧的戏剧性，而应更多地尊重现实生活，因此我基本上采取了写实主义的风格形式，在某些段落又加入意象化的表达方法，不更多地在悬念设置、时空特异等方面花费笔墨，而用功在影片的情感营造上。[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