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阐述 　　颜兰权说，拍《地震纪念册》时，地震的焦虑不安都表现在拍摄过程中，而且影片中的角色多，无法深度捕捉到每个人的生活。当她拍“无米乐”时，就决定要“抓住每个人的生活”。十五个月的拍摄过程，跨越了四个稻作期，期间两人三分之二时间待在后壁，最后三个月更每天从早到晚蹲在村里。他们自称不是天才型而是苦力型的导演，认真地像“两个白痴小孩就是傻傻地跟在阿伯旁边。”颜兰权说：“每次到后壁，都感觉很快乐。拍摄过程中，自己不见了，每天想的、看的是他们。”这两个“白痴小孩”用时间熬出一个又一个漂亮而精确的镜头，一段又一段深刻的访谈。颜兰权说，台湾纪录片很讲创意，她在英国念书时也想着把纪录片做为有创意的艺术型式，但回台湾实际拍片后发现“镜头里的人物太有生命力、太美了，任何创意都会减损他们的生命力。” 　　十五个月拍了三百五十个小时毛片，这时痛苦才开始。颜兰权说：“我是要上剪接台才知道要什么的导演。第一次剪到六十几分钟，知道自己剪错了。影像有自己的生命力，它会带着你走──当你剪不下去时，就知道只能重剪。”经过十五个月的后制过程，片子终于完成了，再经试映、修改，于去年九月底推出。公视播了两次，他们到各学校、社团放映十几场，反应超出预料。原本以为三十五岁以上的人才会有感觉。没想到二十几岁的人也反应激动。庄益增不解地笑着说：“台湾纪录片喜欢冲突、偷窥。而这个片子又没有性没有暴力。”　 　　拍摄过程中，导演发现片子有另一个重要的目的：“还给农民尊严与骄傲。”被拍摄对象看完之后都很快乐，昆滨伯的女儿打电给他们说，在片子中看到父亲的聪明，还说，片子完成后爸爸很快乐。煌明伯告诉他们，看了这部片子哭了好几次，因为“之前没看到、也不知道自己这几十年来是这么苦。”庄益增说：“这就是纪录片残酷的地方。”不只让观众看到主角，也让主角看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