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传统文化的恐怖潮流 《高个男人》由受到了极大的赞扬和肯定的法国电影人巴斯卡•劳吉尔（Pascal Laugier）自编自导，相信任何一个追求怪异的恐怖视觉品味的人，都会牢牢地记住这个名字的——虽然在主流的电影行业里，他仍然呈现出来的是一种不为人所知的小众状态，但是对于恐怖影迷们来说，早在劳吉尔的大银幕处女作《天使圣母院》（Saint-Ange）横空出世以来，他们就已经在对他实施最密集的近距离的关注了，还有随后而至的《殉难者》（Martyrs），更是让人对他刮目相看……如今，他通过自己的这部最新的作品，走进的是一个影响力更加广泛且深远的电影世界，不仅得到的是更多的预算，还有更强大的明星效应——由杰西卡•贝尔（Jessica Biel）领衔，和她一起的还包括史蒂芬•麦克哈蒂（Stephen McHattie）、祖蒂•弗兰（Jodelle Ferland）以及萨曼莎•费里斯（Samantha Ferris）。 如果你认为巴斯卡•劳吉尔改变了自己的电影立场，转而制作了一部符合市场的大众化需求的虐杀类的恐怖片的话，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而杰西卡•贝尔也不只是单纯地一路尖叫着逃离“高个男人”的魔爪……总之它不是大家想象或期待的那种电影，反而更加响应了始终如一地支持着劳吉尔的恐怖迷们的要求与呼唤，也是劳吉尔一直追求的那类画面感观和想象力，在给观众带来毋庸置疑的惊吓与震撼的基础上，还做出了一连串大胆且有着极高的风险的陈述，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很难找到确凿答案的难题——显然，他是这个行业里的一个异类，就像他一贯秉持的概念和初衷一样。 成长于上世纪70年代的巴斯卡•劳吉尔，代表的是电影行业里目前呈主流的发展趋势的一代人，历经的是这个领域里的一段黄金时期，劳吉尔说：“那个时候，恐怖片和科幻片远比其他常规类型的电影作品得到的是更加广泛且具有实验性的开发和延伸，包括其地位和价值，也都要比现在重要得多——在我的记忆中，那就是真正意义的黄金年代，约翰•卡朋特（John Carpenter）和达里欧•阿基多（Dario Argento）的影片都非常具有原创色彩，这些电影人都是我在创作的时候的灵感之源。事实上，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恐怖片导演，因为我这个人最恨的就是被限制在条条框框当中，但是我又明确的来自于类型片反传统的主流文化思潮……我爱死了这些曾给我带来如此深刻的意义的人们，包括观看他们的作品时的那种激情，我想说的是，这种脱离了主要人群的次文化体系可以起源于各个地方，只是一种对现代社会所付诸的全新的表达方式而已。我从来不知道的是，我可以在电影的世界做这么多的事情，如此地令人兴奋，如此地奇特且与众不同，就像是一种流传范围甚广的疾病或污染，让我终生难以忘怀，也逼迫着我最终走上了电影导演这条可以满足自己全部想象力的创作之路。” 至于巴斯卡•劳吉尔背后非常深厚的法国渊源，也直接改变了他在电影制作上的趣味和喜好，劳吉尔表示：“我是在戛纳出生并长大的，而这里最著名的无疑就是那个极具国际涵盖力度的电影节了……但是，抛开电影节不说，其实这里什么都没有，基本上就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小城市，总是让人感到有点压抑甚至忧伤，所以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是一个有点孤独和无聊的小男孩。等到了夏天，所有人都跑到海滩上打发时间的时候，我又变成了那种不合群的人，可以整天地泡在电影院里，看各种类型的片子，有的时候，我甚至是整个场次惟一的观众——在我看来，我在成长的过程中曾有过的这段经历，为我以后的发展带来的是不可磨灭的潜在影响。” 作为巴斯卡•劳吉尔的第三部电影长片，《高个男人》与他之前的两部作品相比较而言，虽然没有什么明显的延续性和潜移默化的关联，可无疑却是劳吉尔经手过的覆盖范围最广的一部影片——就像他一直强调的那样，每一个电影故事，代表的都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劳吉尔说：“虽然我来自于法国，可是我从不拍那种典型的法国电影……首先，我得找到足够多的资金上的支持，这样我才有机会拍片子，即使如此，我的内心深处仍然有着很深的法国情结，而且尽量避开北美的范畴与风格，毕竟我的骨子里仍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欧洲人，只是我对那种传统意义的法国喜剧一点兴趣都没有罢了，因为我所遵从的那种反潮流的文化，在这个领域里是完全不存在的。我所讲述的每一个故事，都是充斥着冒险精神且极有技巧性的，有的时候会给人一种怪诞且不安的感觉，其实我只是在尝试去融合一些看起来完全不搭边的元素，然后由此衍生出一种相对原创的节奏——我的作品让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不会被任何标签或风格所局限，更不会出现任何可用来比较的部分。以《出租车司机》（Taxi Driver）为例，你必须得承认这是一部相当疯狂的影片，同样让人没办法对其进行标注……让我们回到1976年，出现了这样一部完全跳脱出俗套的作品，甚至让大家没办法用常规的方法对其进行分析和拆解，只是在单纯的记录着一个人表达自我的方式，这也是我为什么如此喜爱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凯瑟琳•毕格罗（Kathryn Bigelow）和达里欧•阿基多的根本原因，他们都是这种类型电影的典型代表。” 从保守走向边缘 不过，随着电影工业发展到今时今日，这里也出现了一种全然不同的境况，真的是很难预测，巴斯卡•劳吉尔形容道：“几乎每一位年轻的电影人都想要以类型片作为自己的事业开端，所有人都是这样，恐怖电影也变成了相对安全、保守的尝试……不过，从我的角度出发，我更喜欢挑战与冒险，也甘愿去承担因此需要付出的代价。我一直是恐怖杂志《方格利亚》（Fangoria）的忠实读者，还有《电影世界的著名怪物》（Famous Monsters of Filmland），也在我的涉猎范围内，毫无疑问的是，我是一个资深的恐怖迷，简直就可以用虔诚的信徒来形容了——和其他人一样，我渴望的是未知、不稳定、很有实验性、自由不受拘束以及由此引发的极高的危险系数，我们支持的都是一种反其道而行的指数和方针，我在互联网上与影迷们就《恐怖废墟》（The Ruins）这部影片做过探讨与交流，他们都说，这里面没有怪兽，没有实体的恐惧，只有超现实……在我看来，这同样代表着一种态度，因为我知道，忍受痛苦，也是一种恐怖之源。大家都觉得自己被这部影片的道德标准给侵犯了，他们中的一些人，既有法国人也有美国的媒体，都被影片里尝试阐述的话题给彻底地惊呆了——事实上，我觉得这真的是不公平的，我从中看到的不过是一个随便提出来的问题罢了，并没有强求答案，也无关解决办法，所以这里并不关乎道德的尺度。也许是由于现在的电影作品太善于告诉我们它承诺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了，而这却是我最不喜欢的一种现状，我觉得人们应该通过一部影片本身然后爱上它，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真正体会到电影人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可能会有的心情与感受。” 对于扮演了影片中的女主人公朱莉娅•邓宁的杰西卡•贝尔来说，这同样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尝试，可以说与她以往的形象全然不一样，巴斯卡•劳吉尔说：“与贝尔一起工作，给我带来的是很多不一样的新奇感受，虽然被明星的光环包围着，其实私下里她是一个特别好相处的人，我们甚至还会分享一些个人的小秘密和小笑话，比如说，我们就偷偷称这部影片为‘灰色计划’——其实这才是我真正喜欢的片名。在片场，贝尔不仅仅是我的灵魂伴侣，更是我的亲姐妹，虽然我们的拍片条件相对艰苦，但是她一次都没有抱怨过，从没让我感觉到她是什么大明星，要知道，她可是我有史以来合作过的最大牌的演员，同时也是最好相处的那一位，我们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贝尔在这里充当的可不只是主演那么简单，她还以制片人的身份更深入地参与到了《高个男人》整体的制作过程当中，特别是当我们面对一些财政方面的问题和危机的时候，她慷慨地向我们伸出了援手，提供了最大化的帮助，我们之间建立的是一种相当正面且积极的合作关系。” 而这里最具有趣味性的地方，就在于杰西卡•贝尔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北美人，包括她的工作方式在内，也相当的具有美国风，巴斯卡•劳吉尔描述道：“童星出身的 贝尔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走上了表演之路，比如说那套美国电视剧《七重天》（7th Heaven），由于年龄方面的限制，她不得不为每一组场景甚至动作做反复地排练，于是这也成了她的一个表演习惯……然而到了这部影片当中，她需要面对的却是全然相反的情况，几乎完全是用即兴创作完成的，我同样让贝尔演绎了很多需要自然萌发的相关内容，我甚至没有告诉我们的摄影师，当天到底要完成一些什么，我希望可以让贝尔感受到真正意义上的战栗与惊恐。最开始的时候，她显然是对这样的拍摄模式有一点点的抵触和抗拒，因为她惧怕自己在大银幕上表现的不够好，然而她很快就意识到，我赋予给她的是一个多么自由的发挥空间，她显然是受用极了。《高个男人》中的三分之二的对话都是在片场现编的，对于一部恐怖电影而言，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常见的状况——在我看来，可以通过这种自发的手段，制造出某种严肃的故事氛围，还有沉重与冰冷，虽然缺乏严格的规定与章程，但是那种不可预期的未知与惊喜，还是相当地吸引人的……我制作《殉难者》的时候采用的就是这种办法，而且我一定会坚持把它延用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