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Last Day on Earth
(2011)
2012的宿命论 终于来到了2012年,几乎整个世界都在谈论人类文明是不是真的会走向戛然而止的终结?从对玛雅日历的一些冒着傻气的解释到占卜师的形形色色的预言再到类似于失控的温室效应的科学预见,差不多是从方方面面地验证了,人类在地球上似乎不会逗留太久的时间了……这种显而易见在的焦虑和恐慌也连带着对电影工业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以世界末日或启示录为题材的作品更是层出不穷——最近就有两部以科学论证为切入点的影片,其中之一是拉斯•冯•提尔(Lars Von Trier)自编自导的《忧郁症》(Melancholia),利用全球变暖这一不容忽视的现实,结果却导致了气候变化的反对者们公然的拒绝和挑衅……只不过,这里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受害者,而且不需要承担任何道德或法律的责任。这部影片为我们提供的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假设和前提,即使是世界级的新闻导向专家,也没办法掩盖这种以忧郁症作为参考标准的话题所制造出来的影响力,也许这只是由世界末日衍生出来的一个事件而已,到了最后,沉淀下来的就只剩下一个问题——人类文明到底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彻底地恢复过来?100年?1000年?10000年?甚至更久? 至于另外一个,自然就是这部由相当有特色的独立电影人阿贝尔•费拉拉(Abel Ferrara)担任了编剧与导演的《地球最末日》了,他在里面以一种非常风格化的展示手法,描述了这个由人类自己造成的大规模的灾难彻底发生之前,最后一个阶段的百态人生。同样以科学的观点作为依据,费拉拉却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揭露了大祸临头的启示,他坦承道:“我希望大家在看过这部影片之后,能够在争论2012世界末日是否真的会来临的间隙,反思一下人类文明到底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至少这里有一点是非常地明确的,那就是这里没有什么所谓的彗星撞地球,这是一场由人类一手造成的毁灭性的打击,所有的一切都源于我们对自然环境的无休无止的滥用和苛责。” 在影片中出演了丝凯的是夏因•莱恩(Shanyn Leigh),她同时也是阿贝尔•费拉拉交往并生活了7年的女友,莱恩说:“在经过了仔细地商讨和研究之后,我们之所以决定制作一部关注了这样一个热门话题的电影作品,主要还是从全球变暖以及对环境的破坏中获得了一定的启发……《地球最末日》所对焦的故事概念,最开始的时候来自于费拉拉和其他几位导演在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的授意下打算拍摄的一系列电影短片,关注的都是与世界各地令人堪忧的环境有关的话题,而且是要在公众面前进行展示的,每一部历时5分钟左右。但是,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这个提议最终并没有变成现实,不过我们都从中看到了一个很好的出发点,所以我们决定将它延伸成一部完整的电影长片。在收集素材的过程中,我看到了这个世界正在承受的是什么样的痛苦和折磨,尤其是当人们拒绝接受他们自己或家人的死亡的必然性的时候,由此制造的精神压力也在成倍的叠加——引起这一切的原因之一,就是人与人之间相互的依赖性,特别是对你所爱的人,那种依恋与维系就会特别地强大且难以抗拒。其实从我的角度出发,我不得不面对的是相似的挣扎,当你失去的是某个和你特别亲密的人时,你就会感受到压倒性的剧烈痛苦……但是,我们都能理解的是,我们正在不断地变换表达情感的方式,我们不可能沉浸在同一种情绪里太长的时间,这实在是太难做到了。即使你只是一个小孩子,你想要吃一块糖果,你的脑子里就会形成一种确凿的信息,那就是这块糖一定会让你快乐。不过,当你真正得到它之后,你的注意力却又转移到其他东西上了——这就是人类的某种劣根性的体现,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从本质上看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毫无疑问,《地球最末日》给出的是一个带有着模棱两可的双重走向的可能性——对臭氧层无法逆转的破坏,确实是会导致突然而至的世界末日,阿贝尔•费拉拉形容道:“我们从一开始就决定给发生的一切一个更加科学的解释……我还记得我们的专家顾问曾经对我说过,‘费拉拉,你要记住,虽然你拍摄的是一部与预言有关的影片,但一定要以现实作为出发点,千万不要去考虑那种概率很低的大前提。’我马上就明白了他们的意思,基本上而言,让彗星去撞地球,就等同于为整个结果添加了一个外力因素,这并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一个状况,可以说根本就属于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范畴,我们要强调的是,这些全是人为演变出来的灾难,与大自然的突发事件没有一点点关系。我不得不声明的一点是,这个故事根本就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共同交织出来的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议题——我们是不是现在就应该向这个世界鼓吹和说教?看看我们都做了一些什么吧,几乎每一家的车库里都至少停着两辆车,还有我们对自然资源没有节制的索求,难道我们还需要质疑到底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吗?我们有一个算一个,大家都有份,谁也脱不开干系,如今走向了这样一个毁灭性的结局,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面对和承担的。” 最后几个小时的人生百态 虽然在构思《地球最末日》之初,阿贝尔•费拉拉并不知道《忧郁症》的存在,但是他已经做好了相应的心理准备,知道在这样一个敏感且有争议的年份里,类似的作品自然会蜂拥而至,费拉拉说:“我发现自己总是会遭遇这样的‘撞车’,比如说我在制作1990年的《黑道皇帝》(King of New York)的时候,同年不但出现了《黑帮龙虎斗》(Miller's Crossing),还有一部《好家伙》(GoodFellas)……看来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段里,大家关心的往往都是相似的想法或观点,那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创造力的具体体现。” 阿贝尔•费拉拉希望在《地球最末日》里呈现出的是一种极具现代色彩的生活方式,他认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费拉拉表示:“威廉•达福(Willem Dafoe)饰演的思科被定位为一个非常与时俱进的人,从吃的到用的,代表的都是最新的科技领域……事实上,我之所以在影片中对网络和聊天工具做出了详细的描述,是为了更加逼真的展现出目前人与人的交流方式。在电话和网络如此发达且无孔不入的今天,虽然我们没办法面对面,却仍然可以进行全方位的沟通和了解,我想这真的是一个愈发奇特的世界,同时也暗示着一种带有着极大的宿命意味的观点——如果所有的一切都发展到了一个极致的话,那么是不是就要经历一次洗牌?然后重新来过?” 这部影片之所以展现出了很多引申出来且值得反思的含义,其实也代表着阿贝尔•费拉拉本身对现代社会的某种焦虑,并不仅仅关乎的是世界末日这样的主流概念,费拉拉说:“我详细地刻画了每一个人物在面对世界即将毁灭时可能会有的行为和思绪波动,可是我也忍不住产生了疑问,为什么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天,人与人之间还是没办法进行实际的交流呢?一定要借助某种现代的工具——对于《地球最末日》所包含的几段关系,这永远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也许是因为他们距离的太过遥远,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城市里,如果是类似的情形的话,而且必须得是不借助网络聊天的基础上,那么电话也就成了惟一可以联系彼此的途径……于是,由此又衍生出了另外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如果你的生命就剩下短短的几个小时了,你会选择给谁打电话呢?” 随着回归到环境问题,为了力证《地球最末日》阐述的理论的正确性,阿贝尔•费拉拉还在影片中融入了几段类似于档案的记录胶片,他解释道:“我们特别选择了很多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除了前面夏因•莱恩提到的阿尔•戈尔,还有纳尔逊•罗利赫拉赫拉•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以及几位佛教成员,我想他们都代表着某种立场和象征,大家只要一看到他们,就知道我们正在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严峻的考验。” 对于任何人来说,死亡都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可能他们还没办法意识到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却已经感受到了迫在眉睫的压力,尤其是当你已经确凿地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的时候,阿贝尔•费拉拉说:“就这一部分内容而言,也与人的潜在意识有着很大的关联——也许只有当我们真正面对消亡的时候,才能意识到生命的转瞬即逝和可贵之处……虽然这部影片描述的是这个世界最后几个小时的人生百态,但这里真正关乎的却并非死去,而是活着。当生命的时间被压缩到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后,你可能才会发现这个世界突然变得有意义起来,然后醒悟自己原来过的生活竟然是如此的浪费和虚度光阴。《地球最末日》从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的是演员在表演方面的发挥,部分归结的则是灵感的乍现——由于我和夏因•莱恩本身就是生活伴侣的关系,所以这个故事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首情诗,也是对她的赞美。在我创作剧本的时候,其实莱恩也从很大程度上参与进来了,她无疑是整个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我们生活在一起,所以对彼此都产生了真实且巨大的影响……包括威廉•达福在内,我们一直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我想说这样的维系还是非常地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