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片是杨德昌导演对台湾都市生活与人性蜕变的个人观察，虽说主题灰色，叙事也较为偏激，但其以点盖面的社会批判风格，还是在浮躁的故事结论中给予了观者少有的冷静。可以说，这是台湾新电影出现的最为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它史无前例地将台湾现代社会的时弊与人性的沦落联系在了一起。让这个疏离、冰冷的人际关系链条成为一场悲剧的导火索，更成为教人恐惧悲观的软弱道德行为。影片的风格较为平淡，编导的创作手法比较冷郁疏离，冷漠得让人无法在一个清晰的是非观念中为影片中的某个个体施与同情，也许，这就是现实主义的作者观，是拒绝了主观情感依偎的逻辑性创作，虽说影片的娱乐性不强，鲜有人问津，但却是了解台湾八十年代社会面貌最为重要的一部电影作品。但影片在1985年公映后，在台湾市场却遭到了空前的冷遇，甚至创造了三天就下片尴尬记录，票房收入只不过区区几十万台币而已。这样的状况，曾在当时的媒体界引发激烈的讨论，批评其无能表现与赞誉其艺术造诣者泾渭分明，针锋相对的展开了大论战，而争执的层面，也更将单纯的现象观点，上升到新电影的作者风格与台湾电影观众究竟哪个重要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