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斥着谎言与背叛的家庭生活 由著名的电影人乔•舒马赫（Joel Schumacher）执导，《非法入侵》探讨的全部都是与家庭背后隐藏的秘密有关的话题，展现出来的是一种非常具有普遍意义的恐惧心态，因为现在的很多家庭似乎都很害怕这种被称之为“非法入侵”的入室抢劫方式，舒马赫解释道：“在过去14年的时间里，我一直积极地从事于公益设施和社会服务的活动，尤其是在音乐电视方面……有一次，为了拍摄一部短片，我们在片场聚集了差不多40个青少年，当他们询问我这里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故事内容的时候，我回答他们，‘非法入侵。’，结果所有的人都变得呼吸急促起来，他们开始大声地讨论，而且无一例外地认为，‘这是我最害怕发生的事情。’这些来自于高中的半大孩子们对我说，他们经常会反复地让父母确认，看看是不是把所有的门都锁好了。包括那些上大学的女生，对住进寝室也会感到极度恐慌——我想这里面最让人感到心悸的是，当你在半夜醒来的时候，发现竟然有人闯进了你的房子……这样的经历让我产生了一个非常大胆的想法，那就是制作一部与‘非法入侵’有关的电影作品，至于为什么会有人闯进一处不属于自己的地方，则属于另外一个故事的范畴了。” 在乔•舒马赫的构思与展示之下，这部影片里的每一个人物之间的关系都是互相交叉的，舒马赫说：“尼古拉斯•凯奇（Nicolas Cage）和妮可•基德曼（Nicole Kidman）饰演了一对彼此不够坦诚的夫妻，他们的婚姻中潜伏着太多的秘密和谎言。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了本•门德尔森（Ben Mendelsohn）和凯姆•吉甘戴（Cam Gigandet）的角色身上，他们是一对兄弟，包括达什•米霍克（Dash Mihok）扮演的陌生人以及乔丹娜•斯皮罗（Jordana Spiro）诠释的脱衣舞女郎——每一个人身上都担负了太多不可告人的东西。” 正是由于每一个人身上都存在着太多谎话，也使得他们之间结成了一个非常诡异且神秘的关系网，让人不敢走近的同时，却又迫切地想要一探究竟，乔•舒马赫描述道：“即使《非法入侵》中也出现了一些枪击的镜头，还有追逐的动作场面，但整体的故事线索却是围绕着身处在同一间房子里的7个人物展开的，而且时间跨度只有一个晚上，与现实是非常地接近的……很像是我之前执导的那部由柯林•法瑞尔（Colin Farrell）主演的《狙击电话亭》（Phone Booth），只不过将电话亭换成了一座公寓而已。” 根据整体的故事的发展节奏，随着里面的人物越来越多地了解到自己身上到底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观众也会发现他们本身正在竭力隐瞒的秘密，给人的感觉比较接近于1999年的那部同样是由乔•舒马赫担任导演的《8毫米》（8MM），只不过这一次，尼古拉斯•凯奇的角色是一个更显普通的正常人，舒马赫说：“凯尔本来只是一个有点狡猾的商人，结果他却渐渐地变成了一个他从未想过会成为的人。” 当一个人被迫陷入了一种相当极端的绝境时，他们就会做出一些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同时也对真正的自己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乔•舒马赫形容道：“《非法入侵》与《8毫米》还是有着非常本质的区别的，尤其是针对尼古拉斯•凯奇扮演的角色，你能够从他的身上感受到，原来罪孽是如此地让人厌恶至极，最终导致他不但开枪杀死了人，还闯进了另外一个人的家里……而到了这部影片，等故事走向大结局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们甚至都不认识那个全新的自我了，因为没有人知道，当自己的生命处于极度的危险当中时，他们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最开始的时候，匪徒制定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计划，就是在15分钟之内闯进并撤离米勒一家的公寓，当凯尔和莎拉受到了枪的威胁并遭遇了‘非法入侵’的时候，他们感到害怕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莎拉在很多事情上都没有讲真话，结果也连带着让对方无法如愿离开——而这正好也是故事依据的发展方向和结构，人是会变的，为了保护孩子，莎拉变成了一个凶猛的女人，她做出了一些自己从没有做过的事情。” 在困惑中重拾自我 在此之前，乔•舒马赫虽然已经拍过一系列非常主流的商业电影，可是他显然更喜欢类似的小预算的独立制作领域，尤其是讲述像《非法入侵》这种发生在可控环境的故事，无疑要更加地得心应手一些，舒马赫说：“这部影片在背景方面确实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条件，由于它几乎是一部完全在摄影棚里拍摄的作品，在完成了场景的布置之后，你只需要将道具和人物一个个安插其中即可——从这一点上来看，它和《狙击电话亭》还是有几分相似之处的。我想说的是，我们真的是非常地幸运，尤其是在我们获得成功的那一刻……每一年，我们都能看到很多部相当优秀的电影，我们也都渴望着能够获得商业方面的惊人成就，可是有的时候，钱并不能说明一切。尤其是发展到今时今日，每一个人都渴望着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也都对憎恨有着合理的发泄渠道，你可以从网络、媒体和政治体系当中找到如此之多的怨怼情绪，可是他们同时也惧怕着，唯恐有人闯进他们惟一认为安全的地方——家。” 事实上，在最开始的时候，编剧卡尔•盖杜谢克（Karl Gajdusek）是为了乔•舒马赫的制片人艾文•温克勒（Irwin Winkler）创作了这样一个电影剧本的，不过温克勒的注意力显然并不在这上面，而舒马赫又对这个故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回忆道：“虽然我和盖杜谢克从来没有见过面，可我向来对他这样的原创作家都是另眼相看的……即使买下剧本的是温克勒，不过他也明确表示了，近期之内不会把它拍摄出来，所以我还是比较尊重他的意见的。后来，曾经帮我改写过《狙击电话亭》的剧本的另外一位编剧艾利•理查伯格（Eli Richbourg）来拜访我，他目前正住在巴黎，因为他爱上了一个法国姑娘。当我和他详细地描述了《非法入侵》所涉及的内容之后，他决定暂时搬回到路易斯安那州的什里夫波特市，和我们一起，并对剧本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工作——不过，一直无缘见到盖杜谢克，我感到确实是挺遗憾的，希望我们能有再次合作的机会，我真的是很欣赏他。” 除了惊悚悬疑的部分，《非法入侵》还展现出了略显黑暗的滑稽氛围，也稍稍冲淡了整个故事过于幽闭恐惧的压迫感，乔•舒马赫说：“喜剧只是经过了我们精心设计的小插曲而已，单纯是为了调剂一下气氛，对情节的发展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如果你曾看过我的电影作品的话，比如说早期的《圣艾尔摩之火》（St. Elmo’s Fire）和《捉鬼小精灵》（The Lost Boys），也是两部我最有兴趣谈论一番的影片，里面就包含了很多幽默片断。也许大家都不记得这些细节的东西了，最多只对里面的人物和大致内容有点印象，以及给他们都带来过什么样的情感方面的影响。我觉得1993年的《城市英雄》（Falling Down）是我制作过的最有意思的一部作品，虽然结局很悲惨，而且有着社会、政治和心理学的相关性，但往往在最糟糕的时刻，黑色幽默也就顺势而生——包括其他作品在内，你都能从中找到很多耐人寻味的笑料。” 毫无疑问，乔•舒马赫之所以会在自己的作品中率性而为地添加各种喜剧元素，完全是出于个人的喜好，他承认道：“不过，如果其他人同样从中获得了一些讯息和快乐的话，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只是希望大家在观看《非法入侵》的时候，能够意识到这里面潜藏的是很多完全不同的故事层面，哪怕其中只有一条能够满足你的鉴赏品味和观影需求，这部影片就算是具备了它存在的意义。我们所在的是一个信息异常发达的时代，全世界的影迷和影评人都可以第一时间对一部作品做出解析和评论，是他们定义了电影工业的发展方向。其实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相当奇怪的现象，因为决定一部影片好坏的不再是影评家，而是这个世界上所有能看到它的人，所以对于我们电影人来说，进入主流的世界已经不再是惟一的出路了——这也是为什么我决定回到更自由的独立制作的根本原因，反正我拍电影是为了给那些真正会走进电影院的观众看的，根本无需去讨好过于尖酸刻薄的所谓的影评人了。” 打从第一次看到《非法入侵》的剧本，乔•舒马赫就清楚地了解到这里面讲述的是一个多么聪明、巧妙的伟大故事，甚至不惜将自己的专业经验和世俗经历注入其中，只是为了给大家提到一个警醒的作用——有些时候，其实很多事情是可以避免发生的，舒马赫说：“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想当然的世界里，觉得只要在夜晚关上房门，即使安全指数是非常低的，我们仍然相信自己是安全的……也许这本身就是一个无奈的选择，我们只能以这样的方式生活下去，因为我们不可能随时都提心吊胆，害怕有人闯进自己的家里。但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这种恐惧确凿且如影随形地萦绕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头，我的意思是说，在我看来，这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令人恐怖的事情了，那就是当你在半夜醒来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的卧室里有陌生人，他们不是某个你认识的人，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罪犯，他们给你带来的也不仅仅是暴力和伤害，还有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