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公督导

桑弧导演回忆，从六十年代初自己提出改编的打算，一直到八十年代初完成初稿专程去北京送茅公审阅，都得到了他老人家的殷切关怀和热情支持。1961年，桑弧向上海电影制片厂提出改编并拍摄《子夜》的设想，由于客观原因，这个愿望搁置多年。1979年，桑弧再次提出这个创作计划，并用一年时间完成电影剧本初稿。1980年8月，桑弧携剧本初稿到北京拜访茅盾，茅盾接见了他，亲切地提出，改编《子夜》不要太拘谨，不要太受原著约束。他曾经谦逊地对桑弧说：“你要想到未来观众毕竟有大部分人没有看过原著小说，因此改编电影时一定要遵循电影艺术的规律来写，不宜人物过多，事件过繁。”茅盾向桑弧细叙了他对剧本的意见，例如把交际花刘玉英和徐曼丽两人合并就是其本人的意思。1980年11月，桑弧将剧本的第二稿寄给茅盾，茅盾回信表示同意拍摄。桑弧导演说，茅盾同志那谦虚、真垫、诚恳的神态不时萦回在他眼前，给他以莫大的鼓舞，增强了拍好这部电影的勇气和信心。

茅盾同志生前待人接物、对待工作从来都是严谨、朴实、和霭可亲，一丝不苟。尽管正被病魔所困，听说要在将来片头出现自己在书房写作时的形象，茅盾仍慨然允诺。在拍摄前一天，他就要家里人把周围环境打扫干净，自己还刮了胡子，整装候拍，这些动人的情景，给桑弧和摄影师邱以仁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拍摄休息时，桑弧为茅盾介绍演员李仁堂。茅盾对李仁堂说：“你在《泪痕》中演好了县委书记，得到‘百花奖’的最佳男演员奖，不久前又在《元帅之死》中演贺老总，也演得很好，相信你演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也一定会演得好。”1981年2月20日，茅盾住进北京医院。据茅盾之子韦韬回忆：3月13日，一位值班的女大夫说：‘昨天下午沈老的神志还很清醒，还告诉我《子夜》要改编成电影，原定上下集，太长，现在准备拍成一集……’”3月27日，茅盾病逝，生前没能在银幕上看到《子夜》。1981年年底，电影《子夜》摄制完成。桑弧在回顾电影创作过程时说：“我感到能在茅盾先生在世时得到他的悉心指点，真是莫大的幸福。”[1][1]

搬上银幕

谈到影片《子夜》的改编和拍摄，以及艺术上有什么追求和探索时，桑弧说，要力图使影片具有“历史画卷式的正剧”风格。所谓“历史画卷式”就是指作品的人物比较多，生活场面也比较大，要求更合乎历史和艺术的真实。基于这个要求，他在着手改编时当然要对原著的人物和情节作些删节、调整。他首先把原小说所有出场的人物列了一个表，数一下约近九十人；而这些人物又大部分在前五章就出场了。他考虑后，根据电影艺术的特殊规律和影片的一定容量，估计必须把人物删掉一半。于是他遵循原著的主题思想和提供的故事基础，几经推敲、斟酌，决定先删去农村的故事情节，明确把吴荪甫与赵伯韬之间的矛盾斗争作为全片主线；然后围绕这条主线，设立了两条交叉进行的副线：即吴荪甫与裕华丝厂工人的矛盾和吴家内部家属诸如吴少奶奶与雷鸣、范博文与林佩珊之间的纠葛等，这样就依据戏的结构要求，把原小说中的人物，有的合并，有的删去——如原来对工贼内部勾心斗角的描写占一定篇幅，现在影片只着力写了屠维岳；在农村中出场的很多人，如吴荪甫舅舅一家，则全部删去。这样影片中出场的有名有姓的人物从近九十个减到四十二个，因而较诸小说，影片中的人物、情节更见集中了。

历史画卷式的正剧，还表现在它必须通过生动的典型的艺术细节，再现当时特定的典型环境。这方面导演确也花了不少心血。1980年，在初步酝酿构思后，桑弧随即去了上海图书馆的藏书楼，耗费整整四个月的时间查阅《子夜》有关资料，翻遍了三十年代上海所有的报纸。虽然原小说描写的故事只发生在1930年5月到7月，但桑弧为了使未来影片展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风貌更加广阔、真实，坚持严肃、认真地查资料、做札记，大至当时军阀内战的情势、公债行情的涨跌，小至当天社会新闻，他都有所选择地摘录下来，作为构思情节、刻画人物、描写环境的依据和参考。在此期间，上影厂文学部也派了责任编辑协助他一起收集资料，走访了有关人士。桑弧说，为了真实地再现三十年代旧上海的社会风貌，除了尽量按照原样加工交易所市场、热闹的南京路、纸醉金迷的夜总会外，还比较注意用一些有助于烘托气氛的细节描写来突出时代背景。例如繁华的南京路之夜，灯光如昼，在新世界屋顶花园背后，放送出《新闻报》的电光新闻：“梅兰芳赴美演剧，载誉归来，上海绅商各界筹备热烈欢迎”；又如徐曼丽在同冯眉卿交谈时，邀她去看张织云主演的影片《空谷兰》；再如吴公馆打麻将时播送出沈俭安、薛筱卿的弹词唱篇《珍珠塔》，这些细节运用，无一不是用来烘托和体现当时旧上海上层社会的生活风貌的。细节虽细，但细而不小，使影片更增添了历史的真实感。[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