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姜文的第二部作品《鬼子来了》一举捧得当年戛纳评委会大奖，引起世界影坛的关注。 2001年法国《新观察家》周刊评价这部电影“没有一丝一毫相似于迄今为止来自于中国的任何一种创作特点，它是一部迎刃而上的电影。”同年法国《观点》周刊以《霸气与绝技》为题评价姜文，“与他的同胞张艺谋和陈凯歌相比，他的风格更接近费里尼和库斯图里卡，一部推陈出新的电影杰作标志了一位才艺非凡的电影人横空出世。”《阳光灿烂的日子》将姜文的少年回忆留驻在胶片之上，《鬼子来了》则进一步确立了姜文在当代中国影坛的独特地位。 这部电影是我的“前世” 我从小就对历史感兴趣，我想拍《鬼子来了》，其实是想对自己三十五年来的生活做一个总结，对恐惧、对爱、对死亡的感受。是什么引起恐惧？为了摆脱这个恐惧，是远离死亡，还是接近死亡？这些都是我三十五年来脑子里和心里的感受。我想把它表达出来，正好有这么一个故事，往里面一装，合适。 想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故事并不容易，《鬼子来了》里的这些人，翻译官、鬼子兵、小队长、马大三、村长，他们都不是在他们原有的位置上，都在超乎自己能力之外的位置，又必须对自己的命运做出决定。谁能说马大三碰到的问题不是自己的问题？中国人几辈子都喜欢一个错误，为了自己想要的一个结果，明知道它存在的理由不充分不合理，就先找个借口说服自己，然后以为别人也能接受这个理由。马大三就是这样，他以为他养了日本人半年，人家肯定会给他粮食，会感谢他。可别人不是这么想的，别以为别人都会顺着你的思路走。 我看过一本书叫《前世今生》，觉得这部电影可看作是我的“前世”。为什么？ 因为拍戏的时候，我跟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的人有共同语言。我像经历过，我能闻到那股味，能感觉到那个时候的光线。甚至拍戏时我跟演日本兵的日本演员说，这句话你能不能用带有“嘎”的音来说，有没有那种拐弯的语气。他说了好几句意思相同的话，最后我选定了一句。他告诉我那句是大阪的口音、不常用。而他正是演一个从大阪来的兵。我不懂日语，你说我哪儿来的这个感觉？所以，我相信人在某些创作的极端情况下，可能跨越时间。 拍片对我就像心理治疗 我夫人对我说，你看，拍《鬼子来了》对你的摧残挺大的，能不能拍点放松的。其实，我每拍一部电影都是为了让自己放松。像鲁迅说的“为了忘却的纪念”。 《贝托鲁奇如是说》里也讲，拍什么东西是为了忘却它。 《阳光灿烂的日子》和《鬼子来了》这两部影片对我来说就像是心理治疗。把心里的事儿捣腾出来，不单单是有叙述的愿望，是整理出来，在某种状态下表达它，不然我心里越积越多，我得往外掏。还没拍《鬼子来了》的时候，我去了趟日本。到一家卖武士刀的店里去，店里有一把400年的刀，我特想买，但因为它是文物不能卖。陪我去的日本人叫山本，晚上吃饭时他问我，你为什么对那把刀有兴趣？我说，这把刀给中国人带来恐惧，直到现在，摆脱这种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攥在手里，跟我的手合一，属于我。 在戛纳电影节期间，一名外国记者说，马大三的困境就是我的困境。我喜欢坐在影院的侧面，看观众和银幕的关系。我参加电影节时，觉得《鬼子来了》放映的效果基本上是相同的，在韩国放时，前两个小时大家笑得乱七八糟的，后面一脚踹在了心窝上。 色彩本身就是内容 我本人爱看长片，一个半小时的电影总觉得不够过瘾。我说拍片就像打仗一样，打仗的目的是赢，不会节约子弹和枪支。《泰坦尼克号》、《拯救大兵瑞恩》都用了好几百万卷胶片，所以《鬼子来了》用48万卷并不稀奇。我觉得一部近三个小时的电影用50万卷胶片，这比例还算可以。 涉及到技术方面的问题，其实在拍《阳光灿烂的日子》时，顾长卫就提过能不能拍黑白的，因为当时的技术手段和人员设备都不是特别齐全，其实黑白片对摄影师来说是一种挑战。这次在戛纳电影节上人家认为我们的电影来势汹汹，就是认为在今天，有人居然用黑白片来拍黑白片，是对全体影片的挑战。因为很难，不容易拍，你很不熟悉。 为什么这么做？不是形式的问题，而是内容。看过的人都意识到，根据《鬼子来了》的故事，它的色彩本身就是内容。为了影片最后砍头的那抹鲜红的画面，值得将整部电影拍成黑白片。 红色，可以理解为红色的血或红色的旗帜，我们在这上面花费很多时间，当我们看了用彩色胶片拍摄的场面，再跟纯正的黑白做比较，那种红色显得很淡，缺乏凝重感，甚至有些俗气。 所以我倾向于选用一种超自然的颜色，最后我们借助电脑做到了，它让我看到了我想要的鲜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