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离世】 　　2004年，导演朱莉·波图赛利的一个密友给她介绍了一本在英文世界火热到脱销的小说。这本小说名为《我们的爸爸住在树上》，它讲述了一个家庭在失去父亲之后的情感故事。看完小说之后，波图赛利便决定要把这个小说搬上银幕，因为在这个女导演的心中，这么一个掺杂了现实和奇幻色彩的故事，非常适合搬上银幕。 　　不过，波图赛利要把小说搬上银幕的愿望却很难实现，因为在她还在巴黎读小说的时候，一个澳大利亚的电影制片人，苏·泰勒已经买下了小说的拍摄版权，并且已经开始在她自己的家乡澳洲的佩斯开始了前期摄制的准备工作。苏·泰勒说：“波图赛利当时联系到我，告诉我说她也想把这本小说搬上银幕。但却失望地发现我已经抢先一步买走了拍摄版权。实际上，她联系到我的时候，我已经为这部影片做了不少的准备工作。我找到了悉尼的编剧伊丽莎白·马斯为影片撰写剧本，那个时候第一稿的剧本已经基本完成了。”幸运的是，朱莉·波图赛利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拍摄这部影片，她和自己的经纪人兼制片人把泰勒请到了巴黎，与她详谈了影片的拍摄工作以及自己对小说的理解。泰勒说：“由一个法国女导演来指导一个澳大利亚的故事，这听上去很奇怪。但是随着我们第一次会面的结束，我发现，我和朱莉·波图赛利希望拍摄的是同一部电影，在影片中有悲伤、有失去还有很多的人生感悟。我觉得，虽然我们说着两种不同的语言，但是我们的情感和其他的东西都是一致的，这其中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和不寻常的感情和认知的维系。所以我答应了她要指导本片的要求，而我还是影片的制片人。”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朱莉·波图赛利拿到影片的导筒后，她的丈夫却在2006年生了很重的病，不久之后就撒手人寰，留下了朱莉和两个孩子。看上去《我们的爸爸住在树上》简直就是一个预言，因为导演所经历的这一切几乎就是小说故事的翻版。泰勒说：“她的丈夫克里斯托弗去世得很突然，谁也没有心理准备。这和小说里描写得如出一辙，现在，小说的故事成了现实，不管它怎么结尾，这就是活生生的现实。我觉得，在经历过这一切之后，没有一个导演能比朱莉·波图赛利能有资格来指导《树》了。” 【跨文化合作】 　　虽然已经有了一个编剧撰写剧本，但是这对于突遭不幸的朱莉·波图赛利来说，这个剧本还是不够震撼，也不够能表现她心中的一种悲伤。于是，她拿起笔，改写了剧本。虽然原小说的整体框架没有更改，但是朱莉还是在其中加入了更多的励志元素和幻想。泰勒说：“朱莉改写的剧本非常具有特色，因为她在原本的现实的故事中加入了一些法兰西民族的浪漫的想象。她赋予了那棵大树以人格和性格，在现实世界中加入了童话般瑰丽的色彩。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极其美丽的剧本，也不得不说，这个剧本和这部电影是跨文化合作的典范。” 　　说起跨文化合作，导演朱莉·波图赛利并不觉得这是个障碍。她说：“虽然主创班底几乎全是法国人，虽然影片在澳大利亚拍摄，但是这种文化上的隔阂并不是障碍，因为影片中所表现的情感是全人类共通的，在这种亲情和悲伤的交流上，不会有隔阂。而且，澳洲的自然风光对影片的整体风格和叙事起到了关键作用。尤其是那棵树，这是影片里最大的明星，我和我的摄影都对澳洲这片神奇的土地发出了赞叹，因为在法国很少能见到这么神奇的树。在澳大利亚，随处可以见到造物主的神奇力量。我和摄像师都希望能把人类的性格带到树上表现，但是没有必要把这部影片拍成神话或者是奇幻题材的作品。因为影片说到底还是现实主义的，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合适的平衡点，在现实和虚幻之间找到合适的桥梁。除了前期的摄制和取景，我们还在后期通过色调、声音和合成上下了功夫，人为制造除了一种更为神秘的氛围。” 　　说到“跨文化合作”，法国影星夏洛特·甘斯布也很有发言权。因为这次表演的语言又是英语。虽然她曾经拍摄过不少英文作品，虽然她的母亲是英国人，但是英语毕竟不是她的母语。甘斯布说：“可能用法语拍摄的时候，我会更注重自己的内在和一种文化的认同，而在英语拍摄的过程里，因为没有了这种语言和身份上的寻找的过程，所以我能放得更开，敢于在表演上做更多的尝试。语言的距离感并不是隔阂，而可能是更好的一种结合。”•本片根据朱迪·帕斯科仪的小说《我们的爸爸住在树上》（Our Father Who Art in The Tree）的改编而来。 •影片全片在澳大利亚昆士兰的布纳小镇取景拍摄。 •在影片开拍前，大约有200个小女孩来到剧组，为西蒙这个角色试镜。剧组也走访了澳大利亚的上千棵大树，最后才在布纳选定了一棵。 •布纳有一棵巨大的无花果树。这棵树的树枝垂到地面，果实也是唾手可得。这样的“体型”在无花果树里并不常见。据估计，这棵树应该是在1880年前后种下的。 •影片的成本只有774万欧元。 •本片导演朱莉·波图赛利是以助理导演的身份进入电影界的。她曾经是基耶斯洛夫斯基、贝特朗·塔维涅、奥塔·埃索里亚尼、艾玛努艾尔·芬奇等名导的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