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阐述

我的“地平线”却实实在在存在于历史的长河之中。20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农民终于把他们的视野伸展到了束缚他们多年的“地平线”之外，从此，一个新世界被发现了。因为历史的厚爱，这种自下而上的行动同当代中国领导阶层的战略方针不谋而合，并为后者所接纳和加以发扬，成为一场更大范围革命的开场白。我的创作冲动正产生于对历史博物馆的参观。当时，作为历史见证的这件文物——安徽凤阳18个党员的秘密决心书给了我如此的震动，以至我站在玻璃柜前久久不能迈步，一种历史的悲壮感和凝重感猛然而起。我只是企图客观地真实地为今天的改革开放作一番艺术的溯源，记录下当年那感人的一幕，为今人和后人留一份可使他长思再三的形象材料。[1][1]

编剧阐述

《走出地平线》是我写成的第一部电影。天下没有写不好的题材，就看你写的人笔下那点功夫道行了。而能不能写好它，首先还得取决于敢不敢写想不想写，愿不愿意为此拿出点“血本儿”本。假如有朋友因此嘲笑我的“不清高”“不超脱”，居然写这样的电影，我对他们也只能报以苦笑了。少年时的我在安徽大山里做过三年农民。那是饿得很厉害的三年。是那些土得掉渣的“大爷”“大婶”“大姐”“大哥”保下了我这一条小命。面对“农民”这两个刀刻火烙的字，我有一笔必须偿还的良心账。在他们面前,我没法“清高”，我不能“清高”。

我们是一个大国。我们的电影是一个大国的电影。我们不能要求我们的每一部电影都端足了架子、故作姿态地追求那种“大气度”。但是，如果从美学总体上,我们的电影做不到“让人民真正走上银幕”，无论如何怎么解释，它也是一种“贫血症”症状。而且还可能是一种“再生障碍性”贫血。这十几年，我们的电影镜头更多地更深地探入到普通人的心灵和生存状态里边，表现真正的人的生活意味，显现了一种少见的丰富细微和多样，最后又融汇成一股强大的审美张力。

而对于像《走出地平线》这样的现实主义的作品，写好人物，便是它存在的基础。甚至可以说是别无它途的“奈何桥”，必须过，不得不过。觉得自己只有这一条路可走：拿出一组各具特色的、非扁平的、非类型化的、非符号性的、实实在在的人物，用他们来建构这部影片。我的这想法听起来特老式、特没劲、特不新潮、也特本份。但现在看来，它的确救了我。它使我从那个被千百人写过了的“事件”里挣脱了出来。使这部影片获得了这样的品味：它不是一部写分地的影片，而是一部写人、写人的生存欲望的影片。[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