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著作者是75岁高龄的法国作家，此为其处女作，将一段三角恋情提升到一个不可逾越的高度。本片是特吕弗作品中最具新浪潮风格又最细腻动人的一部，被许多影评人推举为他的毕生最佳。整部电影弥漫着一股舞动青春却又无可奈何的悲凉绝望气息。在表现形式方面，本片的处理深具神采，前半段的气氛轻快欢乐，特吕弗借助闪回、跳切、定格等手段，匠心独具；后半段气氛急转直下，变得沉重抑郁，表明爱情理想的逐渐幻灭。对婚姻制度的质疑和自由爱情理想的追求，是特吕弗在他许多影片中一直强调的母题。本片对三角关系的精彩描述和刻画，成为世界影史上同类型爱情题材的经典教科书。 关于影片：深褐色的爱情 《朱尔与吉姆》是被许多评论家赞为特吕弗新浪潮风格的巅峰之作的一部影片。影片中凯瑟琳、朱尔和吉姆，两男一女组成特吕弗式经典的三人组，他们高唱爱情的乌托邦，在绿林庄园，读书游戏，谈天说地。这是一部典型的“新浪潮”式的电影，是一部否定传统道德观念的影片，它力图战胜某种禁锢，真诚地描写男女和爱情，以反观某种虚伪，它展示了现实中真实层面里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受制于建筑在“善”与“邪念”的传统观念。这种对现实的把握正体现在特吕弗的宣称中：“应当以另一种精神来拍另一种事务，应当抛开昂贵的摄影棚……，应当到街头甚至真正的住宅中去拍摄……”。影片对三人之间爱情关系交错变化的描写，呈现出每个个体从同一出发点的不同取向，或者从不同出发点的相同归宿，再或者是交叉分离分离交叉的复杂缠绕的命运状态，特吕弗对这种关系的展示超越了道德判断，甚至超越了导演自身所处的时代，标示着一个克服了人性狭隘的理想境界，同时隐含了对现存男女关系制度质疑的意味，在他镜头中的另类爱情，充满了对爱的幻觉，对爱的真谛的探索，它虽然不是纯净得无瑕，也不是五彩斑斓般诱人，却呈现出褐色的厚重的质感。 巴赞作为特吕弗一生的恩人和精神之父，他的纪实美学理念和电影观在特吕弗的电影中得到了最彻底的坚持和体现，就像血液中不可缺乏的元素，那是一种哲学和与生俱来的气质。那些在银幕上流动的生活片断，凯瑟琳、朱尔和吉姆飞奔在桥上，他们行走在树林里拾捡散落在地上的小东西，自由移动的摄影机，完整空间的展示、日常化的对白，自然的场景，特吕弗在技术方法上对纪实美学的坚持都让我们真实的感受到“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的内涵。同时，作为“作者电影”的初创者和代表人物，“拍电影，就是写作”这是电影作者们的口号，在《朱尔与吉姆》中我们看到了特吕弗顽皮恣意的笔触，就如同写作般随意，他使用早期的电影才会用的画圈圈、切分画面，他让摄影机像眼睛一样自由滑动，他不惮于在电影里安置一个絮絮叨叨的叙述者，他有时候以解说大段大段复现原著、在电影里追踪文学的语言魅力，他在后一部影片中引用自己前一部影片的内容……特吕弗还电影以最大的自由。 影片的结尾，凯瑟琳载着吉姆冲向断桥，在朱尔的注目中两人坠河而死，她以赴死的行动捍卫着自己的信念。那个时候的吉姆已然开始反省他们的年轻时代，反省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否伤害到别人，然而凯瑟琳的举动却不肯给吉姆一个动摇的机会，或许她最不能容忍的不是对爱情的背叛，而是对整个生活信念的背叛。这个结尾的画面和当年《四百击》结束的定格画面一样具有震撼性，这两段不可名状充满理想色彩相互纠葛的爱情，以凯瑟琳安详坦然的疯狂举动断然而止，她独自策划了这个事件，也同时剥夺了吉姆申诉的权利，特吕弗拍出了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好的电影，至少是最理想状态的电影。 关于导演：站在岔路口 1962年，“新浪潮”运动在高涨的热潮中迅速滑向尾声，站在“新浪潮”的末尾，《朱尔与吉姆》是特吕弗一个关键的分岔口。正如影片中的三个人物，凯瑟琳尖锐的坚持、朱尔的温和包容、吉姆向传统回归的倾向，都是一种姿态和选择，其实这些特吕弗都想将之拥入怀中，然而抉择仅此一种。因此，吉姆的最终的转变意味着特吕弗对其他可能性的放弃，也意味着他电影生涯中一个重要的转变。从此之后，他继续拍摄的二十余部作品中吉姆永远的缺席了。 朱尔和吉姆命运最终的分歧似乎成为特吕弗和他曾经如友随后如敌的对手戈达尔之间关系的隐喻。对于“电影是什么”这个命题，戈达尔的答案是：“电影就是每秒二十四画格的真理。”他总是在电影之外寻找电影，在电影的秩序内不断瓦解电影。而相对戈达尔，特吕弗永远是另一面富有意味的对照。他不似戈达尔那样主动向政治投怀送抱，而至死游离于政治之外，这使他的影片虽然不具有戈达尔那种堂吉诃德般的狂热，却是隽永深沉，耐人寻味。他们这种显在的分歧最终导致形同陌路，成为“新浪潮”运动乃至电影史上最具隐喻又令人伤感的一次分离。 特吕弗比新浪潮的任何一个导演都要随和，他糅合好莱坞类型片、希区柯克的悬疑、法国文学传统、流行文化等等元素，自信一切都可以溶解于自己坚定的作者风格之中，“我反对认为《处女泉》和《偷自行车的人》高贵且严肃，而《惊魂记》和《伯爵夫人的耳环》仅是娱乐的说法。所有这四部作品都高贵且严肃，同时它们也都是娱乐”。商业与艺术在特吕弗这里从来不是一对悖论，他消弭了沟壑。特吕弗不晦涩，易读好懂，他是坦率的，一目了然的，他在最具个人性书写意味的影片里注入轻松诙谐的娱乐成分，又在最通俗的类型片里印刻下鲜明的个人标记。这些品质都成为后来的吕克·贝松以及斯皮尔伯格的自觉路向。特吕弗与好莱坞之间成为有趣的互动：特吕弗模仿好莱坞类型片，；斯皮尔伯格对特吕弗的敬慕就像当年特吕弗对希区柯克的敬慕。 或许正是因为特吕弗对经典好莱坞式的单线性、封闭结构的叙事的迷恋，对商业的迎合等等，他的观念层面和技术上的纪实性成为一个悖论，也成为“新浪潮”左派们攻击的目标。这个转变在《朱尔与吉姆》有着明显的表现，特吕弗在这里和吉姆重合了，吉姆的迹象表明他想回到传统的忠贞爱情、温暖的家庭生活了，他开始滑向他最初反对的，开始把立场看得不那么重要，开始考虑那些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要求。“没有正确的画面，正确的只有画面。”《朱尔与吉姆》这个特吕弗电影的分岔口，将他的电影年代划为革命时期与远离革命时期。革命性不再，但真诚永存，其中的微妙或许只有特吕弗自己最明白。·本片改编自昂利-皮埃尔·洛齐的自传体同名小说。洛齐完成这本处女作时已74岁，出版后完全没有引起过任何注意。特吕弗还是影评人时偶然买到小说，惊为天人，并矢志要把它拍成电影。他后来在一篇影评里借题发挥，盛赞了小说两句，有人把影评剪给洛齐看了，老先生立刻写信给特吕弗道谢。一老一少自此互通鸿雁。拍《四百击》时，让娜·莫罗来探班(还客串了一场戏)，特吕弗把小说给她看，又把她的照片寄了给老先生看。后者回信，同意她是演凯瑟琳的理想人选。但在影片终于开拍前三天，老先生却不幸辞世，成了特吕弗一生中最大遗憾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