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瀛谈人与社会的关系

在接受采访时，宁瀛认为自己的《找乐》和《民警故事》两部片子的主题，是写在特定时期社会中生活着的人。“像新现实主义那种‘人与社会’的写法，可以有一种曲解，这也是《偷自行车的人》没有被说透的一部分，片子在当时出来，一哄而上被说的好得不得了，是一部最完善的作品。之后过几年再来看，会有更清醒的认识，说到底这部片子所写这个人的悲剧归结于意大利当时社会的失业状况，它的悲剧有个社会根源，我个人觉得这是它最大的失误，它把社会问题凌驾在人的问题之上了，实际上‘人和社会’的关系远比这更复杂。因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安东尼奥尼他们开始拍片后，就说，在今天的意大利失业问题已经解决，跟现在的中国社会一样丢部自行车已经构不成悲剧了，导致不了家破人亡，导致不了对社会彻底悲观的认识。把社会问题跟人的处境、跟我所认为的生存状态是应该区分开的，象写老人也好，写民警也好，是特定社会的产物，那么主题是什么？社会又是什么？倘若有距离感的话，我们今天看抗日和解放战争的作品，总会以为能有一种清晰的头脑去分析它，或者至少是自视可以凌驾在此之上，觉得能看出问题是出在什么地方。而你生活在今天的时候，突然发现已经不能凌驾于当今社会和自我，经常会不知道自己是谁，你作为一个人及个性是被那么多因素所主导着的，包括身边的一切，身边的人和事，发生事物的顺序及社会结构，都不能简单地用拥护和否定判断它的时候，这才叫现代意识。影片的主题不仅仅是人，而是在这个社会状态中的人，从而也就写了社会本身。”[1][1]

宁瀛谈纪实美学

宁瀛的《找乐》被认为是继承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纪实美学特征，她用长镜头、景深镜头、实景自然光等镜语展现了一位退休老人的找乐过程。谈及此，宁瀛对这种相似性表示：“我并不是在使用非专业演员，实景拍摄上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相似，这些相似是无足轻重的相似，而重要的是对现实的一种态度。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以前，现实本身是被利用的素材，写一种政治观念，写一种对社会的批判，批判多于赞同。我老是忘不了巴赞的一段话，他说，在一个已经经受过而且还正在经受着恐怖和仇恨的世界中，对现实本身的热爱之情已经没有了，现实只是一种象征，被拿过来利用，或者是被否定，或者是被拥护，总是成为被人利用的手段，就像写东西总是要一个故事，用这个故事来证明什么，而只有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影片中，在它所描写的时代中拯救着一种革命的人道主义。他所谓革命，是新的，用全新的视角去看现实，不再把现实简单地跟社会的主题联系在一起，把现实作为象征单一地被利用。所以有时候我为什么不太多谈片子本身，因为我觉得一部片子是很自然而然形成的，我在创作的时候，有时也从理性上去考虑这个东西，它究竟是什么打动了我，究竟能够含几层意思。但最原始的动力不在这儿，不在这些理性的分析上。我是比较属于巴赞的信徒，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证明，而是展示事物本身，展示这个世界的独特性和含混性及它的那种模棱两可性，一旦模棱两可了以后，不管是人的性格，还是事件也好，就很难用几句话分析清楚了。它的本身就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主题、各种各样的意思在里面，这些含义常常不被理解，有人跟我说，其实你的片子不过就是把现实像纪录片一样展现了很多东西，但没说明问题呀！没有控诉谁，没有指出社会的根本，说此话时对我是最大的嘉奖，证明看这部片子时他已忘记这里面所有的细节全是选好的，这正是我的初衷，在被批判的同时我有一种欣慰感。”[2][2]